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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
中华民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获得认定的56个民族的统称。
中华民族共包括56个民族。除此之外,也有数个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的未识别民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相关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以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有着不同的定义。
扩展资料:
现代中华民族的概念: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今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
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根据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民族不是汉民族),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海外华人(没有中国国籍)。
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
但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题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
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是泰山、长城一般壮丽的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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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贤任能 不拘一格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拘一格,海纳百川,广揽贤才。
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计较资历地位,更不问出身,谁有本事就用谁,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
魏征、王珪、韦挺等人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名留青史的贞观良臣。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或属于敌对营垒的人,按绝大多数皇帝的做法,就是斩草除根,免生后患。但唐太宗不计前隙,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对他们的才干、见识极为欣赏器重,礼遇有加。唐太宗收服魏征等人,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
不管对什么样的人,太宗都会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是由此而来的吧!
“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明君怎能不让群臣竭诚辅佐、同心协力?!纵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
太宗洞察敏锐,对人才的优缺点了如指掌。他知人善用,将不同类型人才进行合理的搭配,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最大的效能。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完善了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给千千万万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 广开言路 虚怀纳谏
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批评意见,认为听批评意见有损颜面,这是人性的弱点。伴君如伴虎,权力使君臣之间的沟通更难。阿谀奉承之辈环绕,成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败的一个原因。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集思广益,共商国策。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事实上,能听取别人意见,是更高能力的表现;承认自己的不足,要以更强的自信心为基础。
谏议大夫魏征忠心又耿直,他向太宗进谏,前后多达 200余条,不仅在唐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完善郡县制度等国家大政方面,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他写的《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10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仍把他作为贤士重用,甚至将《十渐不克终疏》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
魏征去世,太宗痛失良臣。感慨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向唐太宗学管理》一书归纳了唐太宗的用人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要人才,不要奴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吕国荣指出,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大凡真正有作为的人才,多是有主见、有思想、有傲骨的刚正不阿者。他们对上司不合实情的指示不会盲目遵从,或据理抗争,或犯颜直谏,总会表现出“逆态”、“逆性”。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三·严于律己 以道治国
唐太宗纳谏是形成了一套制度的。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史载,贞观时期向君主进谏者不下 30人。作为大臣,每个人都有献言献策的义务,不提意见还不行。那时,就连最基层的官员也敢向皇帝进谏。
有个叫常何的将军没文化,实在提不出意见,就叫手下门客马周帮忙。马周洋洋洒洒提了二十多条意见。唐太宗大加赞赏,三请马周,求贤若渴。与其深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后来,马周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了宰相。
为了杜绝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唐太宗致力于完善一套新型的国家制度,这就是“三省六部制”。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即使是皇帝的一个命令通过中书省发出来,门下省审核不通过,尚书省也不能执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政策的可行性。
太宗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等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
突厥在边疆骚扰,唐太宗引用老子的话对大臣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太宗没有发动战争,以谈判的方式化解了。以柔胜刚,无为而无不为。贞观4年,全国死刑犯29个;贞观22年,全国死刑犯只有2个,以道治国,达到前所未有的安康祥和。
四·成功心得 以德服人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曾与侍臣谈论成功心得,归结为五条:
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了谁有才能就高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
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都行。
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样,对有功的人就喜欢得抱在怀里,对犯了错误的人就讨厌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
第四,过去有的皇帝,忌恨敢说直话的大臣,随便杀害他们。我从来不这样,对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
第五,过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同等对待,所以好些外族都来投靠我。
这正是唐太宗的超凡高明之处。正因为有了这样贤德的明君圣主,吸纳着无数忠臣良将、文人雅士,才共创了政通人和、文化灿烂、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
不论治国还是管理公司,用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仅靠发号施令、从上往下压,怎能服众?一定要任贤纳谏,以诚待人,以德服人。能有效借鉴和运用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学习唐太宗的胸襟气度,相信您领导的企业也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
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
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
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
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
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
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
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
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
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
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
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
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
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
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
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
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鲜儒学。
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
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
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
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
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
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
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
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
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
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
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
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
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
儒学已传入朝鲜。
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
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
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
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
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
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
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
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
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
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
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
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
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
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
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
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
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
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
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
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
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
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
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
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
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
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
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
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
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
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
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
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
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严重。
(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
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
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
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
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
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
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
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
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
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
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
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
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
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
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
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
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
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
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
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
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
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
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
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
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
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
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
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
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
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
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
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
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
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
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
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
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
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
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
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
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
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
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
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
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
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
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
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
三、结论
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
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
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
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
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
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
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
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
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
出版社,2004.
[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
[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
[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
[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
[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
[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
[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
[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
[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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