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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只有长孙皇后。
早年经历
长孙皇后，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祖先为北魏宗室长。父亲
长孙皇后
是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有“一箭双雕”之美誉；母亲高氏为汉族人，同母兄长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长孙皇后于隋朝仁寿元年出生，八岁时父亲死后，她由舅父高士廉抚养，筮者曾预言她“贵不可言”。[4] 隋朝大业九年（13岁）嫁予唐公李渊次子李世民。唐朝武德元年册封为秦王妃。[5] 武德末年储位之争期间，她与房玄龄“同心影助”李世民，竭力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并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激励诸将士。[6-7] 李世民即位13天后，被册封为皇后。
鹣鲽情深
古人对贤后之“贤”的诠释，导致今天的人们往往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贤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后之贤指的就是对后宫嫔妃仁厚宽和，更有甚者误以为所谓的贤后就如同深宫怨妇、后宫保姆一般，但史实告诉我们，真正的贤后不光是皇帝的佳偶、贤妻，也不光是对后宫仁慈的六宫之主，更是对国家大有裨益的存在，正如《旧唐书长孙皇后传》[8] 上并没有记载长孙皇后是如何对待后宫嫔妃的，但照样称其为贤后。
从史书记载来看，长孙皇后对妃嫔与宫人的态度是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对待，当她们生病时，皇后会把自己的珍贵药品赏赐给她们，因此妃嫔与宫人对她无不爱戴；[9] 豫章公主的生母难产而死，长孙皇后便将豫章公主抚养膝下；[10-11] 后宫中不论嫡出皇子还是庶出皇子，长孙皇后都一样教导他们，要勤俭节约，所以即便是太子李承乾想要添加东宫的器物，长孙皇后也没有答应，并严肃地说：“身为太子该担心的是品德不够，名声不够，而不是担心东西不够用。”[12-13] 这样宽和仁慈的六宫之主的确是贤惠，但这并不是长孙皇后被后世之人赞誉为一代贤后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世民的后宫之所以那么风平浪静，并不仅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真正风平浪静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也正因为唐太宗独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除了生育孩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的地步，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在一个男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强势多么出众，若没有男人的垂青，她几乎不可能名垂青史，所以长孙皇后能成就一场惊世华丽，成为千古传颂的贤后，李世民居功至伟。
千百年来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恩爱夫妻，不仅正史上的记载数不胜数，就连各种民间传说也是层出不穷。但近些年来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或许是因为长孙皇后没有仗着唐太宗对自己的宠爱残害妃嫔、祸国殃民，又或许是一些无聊八卦人士的猎奇以及哗众取宠心理，导致一些人硬是把一对鹣鲽情深的恩爱夫妻说成了怨偶。
也许有人会说一千年前的事谁能知道呢，唐太宗爱谁只有他自己清楚。可这些人不信任千百年前历史见证者们留下的铮铮记载，却偏偏相信千百年后现代人用“深邃”到穿越的目光“亲眼见证”的李世民的错综复杂、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史，并美其名曰“大唐气势”。如果非要这样才是所谓的“大唐气势”，那么很遗憾，唐太宗并没有这份气势，他很“庸俗”、“落伍”的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只对长孙皇后痴心。
太宗独宠
长孙皇后自称不涉朝政，但时常以古事设喻劝谏皇帝，更留下“朝服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劝谏”以迂回策略保护大臣的美名；不允许自己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为宰执，[14] [15] 却因不愿留下“恃宠”恶名而请求李世民赦免其参与谋反的异母兄长孙安业；[16-18] 史载“造次必循礼”[19] 。
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参与谋反，按律当诛，却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太宗免除了他的死罪。[20] 这样一个身犯谋反大罪之人，最后却还能官拜兵部尚书，封薛国公。按一般逻辑，亲兄弟谋反，皇后这时应该是跪着请罪，担心自己被株连才对，但长孙皇后非但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反而直接要求皇帝网开一面饶恕这位异母兄长，能有如此的自信，这是得到何等的宠爱。
所以，当李世民每每向她询问朝廷中的赏罚之事时，长孙皇后则回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我一介妇人，怎么敢置喙国家大事呢？”李世民坚持要听自己妻子的意见，但长孙皇后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21]
所以当唐太宗想要给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高官厚禄时，长孙皇后坚决请求李世民收回成命，并让自己的哥哥主动辞去要职，最终李世民只得解除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只给了他赵国公、开府仪同三司的闲散官爵，长孙皇后这才莞尔一笑。[22] [14] [15]
所以长孙皇后临终前仍要一再嘱托自己的丈夫：“我的家人有
长孙皇后
幸结为皇室姻亲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他们并非是因为才德出众才坐上了如此高位，所以很容易遇到危险，想要长久无忧，请不要让他们担任任何要职，只以外戚的身份觐见，这才是长孙家族最大的幸事。”[23-24]
李世民本是对官员要求极其严格之人，有个大臣只因死后家人出来变卖珠宝他就怀疑人家贪污受贿，但当长孙皇后的叔叔长孙敞因贪污被免官后，李世民认为他是皇后的亲叔叔，所以时常赏赐给他大量丝绢，不久后又重新任命他为官。[25] 至于唐太宗对皇后所出子女以及皇后的亲兄长孙无忌的宠爱更可说“罄竹难书”了。
长孙皇后临终前之所以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是因为当一个皇后不去忧虑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贞观五年（631年），长乐公主出嫁时，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她不是在装贤德，她也不是不想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得不风光，因为她的女儿一直都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长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上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是长乐公主最珍贵的嫁妆。[26] [27] [26]
久病不愈
贞观年间，因长孙皇后不豫，李世民北上太原，到玄中寺礼谒道绰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太师为皇后祈愿除病，曾施舍“众宝名珍”，重修寺宇。[28]
长孙皇后之所以会发下“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誓言，并不是封建毒害太重。这个誓言只能说，女人终究是女人，当一个男人，当一个皇帝能够全心全意，无私无畏地独宠一个女人时，这个女人必然会回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女人终究是女人。
贞观十年四月（636年4月），因长孙皇后久病不愈，太宗下命修葺全国破旧寺庙为功德。[29]
长孙皇后曾经说过：“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太宗本“上所不为”，却为了能从死神手中夺回爱妻，“不为”也“为”了。
长孙皇后出生于崇尚佛教的家庭，生前却不是信佛之人，斥责佛道为异端，在重病时驳回皇帝为其大赦延寿的决定。[30] 当她病重时，太子李承乾请求做佛事为其祈福，当时李世民及大臣一致同意，并准备付诸实施，却被皇后断然拒绝。[31]
贞观十年六月己卯日（7月28日），长孙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唐昭陵，谥号文德。李世民曾在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魏征婉谏，方作罢。[32] 李世民依据爱妻因山为陵的遗言，将其埋葬在九嵕山。
望陵毁观
皇后入葬元宫后，李世民做了两件前所未有之事：他在元宫外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
的栈道上修建了起舍，命宫人居住其中，如侍奉活人一般侍奉皇后。[33] 这种对已逝之人却供养如生的例子极其少见，几乎为李世民首创。可见在李世民心里，长孙皇后永远是活着的。后又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昭陵。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文德皇后既葬，帝念后不已，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34-35] “望陵毁观”[32] 的故事相信熟悉历史的人都有所耳闻。这个故事既反衬出李世民对长孙皇后刻骨铭心的追恋之情，又反衬出太宗追恋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人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了。其实李世民作为封建帝王，对此规则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毫不避讳建层观，望昭陵，还拉着大臣一起来怀念。如果不是用情太深，情难自己，是不会明知故犯的。 在魏征的劝讽下，层观最终拆除了。但李世民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见《答魏征手诏》）。
因为对皇后思念不已，李世民又做了一件旷古绝今之事，他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幼女晋阳公主和幼子李治。为什么要留他们在身边亲自抚养，《唐会要》中是这样记载的“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李世民怜之，不令出阁。”这同时可以在《新唐书.晋阳公主传》中的得到复证。因为宠爱长孙皇后，李世民亲自抚养他们的幼子幼女，并以子思母，借此来慰籍自己苦闷和空虚心灵，不过这种慰籍法，只能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也因为李世民的这种心情，因此在长孙皇后去世后，后宫多年无子嗣，仅得的一子也被过继。
追思祭母
贞观十五年（641年），长孙皇后的二子李泰与兄争夺太子之位，为了讨好
长孙皇后画像
其父，李泰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了伊阙佛龛，为母亲追福（右《三龛记》，唐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书，字画尤奇伟。在河南龙门山，山夹伊水，东西可爱，俗谓其东曰香山，其西曰龙门。龙门山壁间凿石为佛像，大小数百，多后魏及唐时所造。惟此三龛像最大，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造也《欧阳修集》）。[36] 此时长孙皇后已然过逝五年多了，而李泰谋嫡时却抬出了已过世多年的母亲讨好父亲。这足以充分说明李世民对妻子是多么痴心长情，不仅没有人走茶凉，她的子女在她身后仍因为父亲对母亲的深爱而备受呵护，而嫡子们对母亲的态度甚至能影响太宗对他们的宠爱度。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治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仍要将之留在身边朝夕相见，为此大臣们在贞观18年和贞观20年两度上书，要求皇帝放太子回东宫，最后双方妥协，太子李治15日在东宫，15日留在父皇身边。正如大臣在奏章中所说“父子不可以滞爱”，也正因为李治可以自由出入内宫，衍生了他与武则天的恋情，从而给大唐李氏宗室带来了灾难。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治觉察到父皇对母后的深深思念，他建起了一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来纪念母亲[37-40] （大慈恩寺的规模很大，共有10几个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豪华。唐玄奘称其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默许，太子是没有能力和胆量如此做的）。
皇后遗履
长孙皇后性情不好奢靡，[41-42] 却有以丹羽金叶制作的“歧头履”
贞观帝后
传世。[43] 唐文德皇后遗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盖古之岐头履也。这是长孙皇后遗留在世上的一双鞋子，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这只遗履的出现，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华丽如此，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史书记载的是皇后物品够用即可，不铺张浪费，而不是说她苛求自己）。[44-46] 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恰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确实是惊世华丽。
母仪何炜
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年少时好读书，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所以能够经常与唐太宗谈古论今，对丈夫的朝政大有裨益，也让宫廷中没有冤枉的刑罚。[47] [21]
长孙皇后不仅自己爱好读书，甚至很有可能经常与丈夫一起和乐融融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地共执书卷秉烛夜谈，所以有一次唐太宗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无病死掉了，唐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想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并没有直接为宫人求情，而是对丈夫谈起了两人曾经共同读过的一个故事：“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就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过，说：‘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死而杀人，老百姓知道了，必定埋怨我们的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必定轻视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在读书时看到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妻子的这番话自然会意，后来他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启发影响我，对我极有好处。[48]
不仅如此，长孙皇后还时常在李世民盛怒之时保护朝中的功臣不受责罚，一次李世民下朝回宫后，勃然大怒道：“我以后要找机会一定杀了此人！”长孙皇后问是谁惹怒了陛下，李世民回答说：“魏征经常在朝堂上羞辱我。”于是长孙皇后便立即退下，换上朝服站在庭院内向丈夫表示祝贺，李世民惊奇地问自己的妻子这是为什么。长孙皇后则笑着答道：“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于是李世民便转怒为喜，而以谏臣著称的魏征也免于了一次祸患。[49-51] [52-53]
甚至长孙皇后病危后与丈夫诀别时，仍不忘为因过错被遣回家的房玄龄求情：“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54-55] 。”
同时，长孙皇后也深知外戚与后宫干政于国于家无益，于是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明确指出汉朝的明德马皇后并没有做到抑制外戚，长孙皇后则对于这点一直引以为鉴。[56] [57]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所以在痛失如此良佐，如此嘉偶后，李世民悲痛万分道：“我不是不知道生死有命，如此悲伤无济于事，但只要一想到从今以后回到宫中再也看不到皇后，再也听不到劝谏之言，我就无法忘怀啊！”[58]
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贤德的皇后，她除了帮助李世民治理天下之外，还收集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事，编写了一本叫《女则》的书。这本书后来成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必读书。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 贞观十年是公元636年，《女则》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这一年，也可能稍后一些。这是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而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则》出版的年代更早。 《旧唐书·长孙皇后传》：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且戒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闲耳。妇人著述无条贯，不欲至尊见之，慎勿言。” 《新唐书·长孙皇后传》：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常诫守者：“吾以自检，故书无条理，勿令至尊见之。” 《女则》十篇，是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在她的遗物中发现，据说太宗读完后，感动得热泪夺眶而下。长孙皇后写《女则》时非常用心，她除了博徵古今典型，条列贤善仪规，更把一生默默行持的道德规范和履行的礼仪融入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并不想用舞文弄笔来沽名钓誉，只是对自己留下些许交待，这正是令唐太宗感动之处。据说她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感到从此「失一良佐」，从此不再立后。《女则》在她死后更广为流传，直到清朝，都是后宫女子必读的课程，足见影响之大。这样一位母仪天下的贤后，她的生命及丰富的内心世界颇值得我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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