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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界革命”。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一个综合性文学革新运动。从时间上来看，“小说界革命”不是最先发轫的，但是就震动最大来说，却是小说界革命最突出。“小说界革命”口号是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群治”（社会民众的道德修养）是与小说密切相关的。中国群治之所以腐败不堪是与旧小说有重要关系的，今天要“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学艺、人心、人格等，都必须“新”小说。——虽然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工具来革新的，其目的在于强化小说的社会现实政治功能“改良群治”，但是这一结论又是以他对传统小说观的突破作为前提的，即小说应该由传统的“小道”、“末枝”而上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曾被称为“市民史诗”。而市民阶层的崛起又是依托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的。如同西方小说从18世纪开始取代传统的韵体叙事文而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一样，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转型也呼唤着这种文学结构的历史调整。晚清文学革新正好实现了这一历史的转型。一是沿海/现代都市的崛起（上海），二是现代传媒导致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因而共同推动小说的繁荣。随着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首先创办小说刊物《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中外小说林》等多种专门性小说刊物蜂起，到1918年徐枕亚创办《小说季报》，仅小说期刊，就达50种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使其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近代（1840~1919）有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合计10011种，而主要的创作年代在1898年至1919年的20年间（1898年至1919年间，创作小说达7388种，翻译小说2525种，20年间发表的小说占近代全部小说的99%）。同时还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支职业作家队伍，如林纾、李伯元、吴趼人、连梦青等人都是以编撰小说为生，从而造成了“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康有为诗句）的局面。吴趼人更感叹说：“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着新译之小说，几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这些“新小说”或是以一种绝望的的否定与批判的精神表达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刻的背逆，动摇了中国文学亘古长存的温柔敦厚的艺术规范和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结局，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或是借鉴西方小说艺术而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变革，如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而《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借小说来“提出种种问题”“研究”的倾向，则拓展了公共领域的舆论批判空间，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正是小说的繁盛，实现了中国文学总体宏观结构的现代性变革。
2、“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运殆将绝”，因而必须进行“诗界革命”。并认为欲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凌轹千古，涵盖一切”，从而提出了学习西方诗歌的时代课题。不过作为一种诗歌革新实践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载，在戊戌变法前两年（1897）他和谭嗣同、夏曾佑等就进行了“新学诗”的尝试。“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其中“喀私德”为英语Caste的音译，指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而“巴力门”则是英国议会Parliament的译音。虽然它也表达了追求新潮思想以解放诗体的要求，但是这些“无从索解”的宗教经典用语的非规范性拼凑，使之很快便走上了怪僻歧途，除梁启超“吾党二三子”外，很难扩展开。
不过同样实践着诗歌革新却走着不同道路的还有黄遵宪。早在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中就写道：“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流口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一方面对文坛复古、尊古、泥古的倾向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革新诗歌、表现自我、反映现实的新诗歌方向。再加上他长期出使海外的开阔视野和胸怀，使他在1890年左右就创作出了被梁启超誉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如《今离别》组诗四首借传统的游子思妇的主题来赞美火车、轮船、电报、照相，以及东西两半球的时差等新鲜事物，并将新事物新观念融化为自己独特的印象与感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连旧派诗人也推之为“千年绝作”（陈三立语），因而被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推举为诗界革命的旗帜。
之二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
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
只有班班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不过作为一种广泛的新诗运动，还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和《清议报》上分别开辟“诗界潮音集”和“诗文辞随录”两个专栏开始的。不仅作者队伍壮大（有一百余人），超越了传统刻诗唱和方式而直接利用更便捷、辐射面更广阔的现代传媒外，还在诗歌艺术上表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西方的新名词、新语句已逐渐融合到汉语的整体语境之中，避免了“新学诗”生涩难解的弊病。如被传诵一时的蒋自由的《卢骚》“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二是更多采用较自由通俗的杂言体、歌行体，甚至出现某种散文化、歌谣化倾向。如蒋智由的《终南谣》、突飞少年的《励志歌十首》，以及梁启超的《举国皆我敌》等。
3、“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的口号也源于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他在介绍了日本德富苏峰的文章“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之后说“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所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在当时文坛占据统治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在梁启超看来，这种古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于创获，无益于社会”。因而为适应工业文明兴起的社会需要，必须破除这种陈规陋俗的“迷信”，引“欧西文思”入文，以开创散文的新境界。
实际上作为时代弄潮儿的梁启超不但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和主张，而且早在1896年编辑《时务报》，宣传西学和维新变法思想的文字中便开始了这种实践。这些文章运用新名词，“文不中律，便于放言”，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感染力，人称“时务体”。如顽固派叶德辉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新知报》，而异学之疪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起“新民”运动，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新文体”，并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一时之风尚。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介绍这种文体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这些“新文体”的政论文，虽然还不是文艺性的散文，但是却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束缚，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内心的热情，造就了一代新的文风。正如郑振铎所言，这种“新文体”，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指“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导。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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